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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海到天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

       2018年4月10日16时19分,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溘然长逝,这位改革开放的拓荒者留给世人是不可估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此我们对吴南生先生的离去深表哀思。
      
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请缨创办特区。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对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1980年至1981年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

      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闯出了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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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特区工作时的吴南生

 

吴南生是春天故事的畅想者,也是春天故事的践行者。

他是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带领经济特区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大陆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却早已实现经济腾飞,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

面对经济繁荣的香港国际化都市,深圳乃至广东大量农民外逃偷渡香港。

广东省委省政府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大陆的拨乱反正。

 

探索“解决方案” :提出广东先走一步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回到阔别多年的汕头故乡,呈现在吴南生眼前的情景,令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不禁为之心寒:那些我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家乡的凋敝破败深深刺痛了吴南生的心:“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啊!”一切非改不可。

吴南生当时非常焦虑,感到我国搞了那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么穷,这么绝对化,觉得非改革开放不可。

吴南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沿海划出一块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2月21日深夜,吴南生正感冒发烧,但心情激动,迫不及待地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在家里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交谈了很久。

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大担提出,如果省委同意,他愿意到汕头搞试验。义无返顾地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他的想法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常委们的赞同,习仲勋同志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

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并将试验区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正式提出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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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并建议这几个地方的名字就叫“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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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后与吴南生等合影(前排左起:吴南生、马万祺、邓小平、马万祺夫人、卓琳)

 

 

奏响“春的序曲”:规划筹建广东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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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央50号文件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受到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也为此后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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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吴南生向叶剑英汇报经济特区工作

 

 广东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还决定让吴南生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之后,吴南生全力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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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吴南生(前排左三)、吴健民(前排右二)陪同谷牧(前排左二)考察珠海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确定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

1980年5月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

1980年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主张“有章可循”: 主持起草《特区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海外商人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到深圳投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因此不敢来投资。

         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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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爱国爱港人士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提供了诸多支持,图为庄世平(左一)、李嘉诚(左二)与吴南生(右二)等合影

 

有海外的朋友对吴南生说,你们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令吴南生感到当务之急就是要起草拟定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

因此,吴南生负责筹建特区后,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起草工作从1979年8月开始,由吴南生总负责。

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作过13个草案文本。

为了显示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也为了给深圳特区建设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法律保障,吴南生建议《条例》还应当由全国人大通过。

有些人对此不同意,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但吴南生坚持,“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正式授权,是无法创办的”。

他说:“没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资者不敢来,对我们这些‘冒险家’来说,什么工作都寸步难行,甚至杀了头还找不到可以平反的根据。”

恰好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正在广东视察。吴南生请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剑英非常支持。

同年8月26日,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

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随后,他又陆续解决了蛇口工业区的问题、组织108人的规划设计图案,绘制经济特区的蓝图……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吴南生曾回忆说,“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

       当时,《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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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蛇口工业区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罗湖,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性城区。

从想法的酝酿、谋划到中央支持、批准决策,深圳经济特区从创意变成了实物,以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大潮。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1984年春天,邓小平到深圳、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办起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

1981年后,吴南生虽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仍然是广东省委分管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转任广东省政协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吴南生在特区的创办和早期建设中的艰辛付出,为特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待到“春暖花开”  我也愿面朝大海  

 

 

       吴南生既是一位思路敏捷,富有远见的党政领导人;还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书法家、书画鉴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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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南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出生在汕头市的贫民窟,父亲在汕头小公园骑楼下修理钟表,是工会积极分子。读小学时,他就开始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故乡》等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能写两三千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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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吴南生写了一篇名为《评萧红的〈生死场〉》的文章,发表在《星华日报》上,笔名叫“左慈”——《三国演义》中掷杯戏曹操的狂道士,“那时觉得他很厉害,代表正义的声音。”那年吴南生14岁,得了2元稿费,堪称一笔巨款。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老一直心系潮剧,关注潮剧,从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到潮剧的发展与改革都呕心沥血。

他参与和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潮剧剧目。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曾力推将《苏六娘》、《荔镜记》、《告亲夫》、《闹开封》、《王茂生进酒》、《刘明珠》等剧目,拍成电影,发行海内外,让潮剧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剧种。

 

      96岁高龄时,他还在关心广东戏曲走出广东、走向世界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吴老在与广东潮剧院的领导和演员们交流时,特别叮嘱一定要把戏曲的字幕做好,让听不懂广东方言的观众看得懂、欣赏到广东各个地方剧种的独特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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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不仅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还倾力支持公益事业。1990年7月吴南生和原汕头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林兴胜于倡议创立潮汕星河奖,并于次年2月25日正式成立,同时举行首届颁奖。潮汕星河奖设立28年以来影响深远,至今已奖掖了6163个“星星”;历届“星星”成长成才后,也开始反哺基金会,助力“星河事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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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林兴胜倡立潮汕星河奖之前,经过多年的酝酿。他们认为:振兴中华,建设潮汕,必须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应该大力奖掖青少年中的杰出人才,使之形成一个潮汕青少年的先进群体。再通过这个“星河”人才群体的影响和带动,促使广大青少年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质和文化素质,逐渐塑造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生代——建设新世纪的优秀人才。倡议者描绘的“星河图”,正是海内外潮汕乡亲期盼着的“潮汕星河”。它是多么的灿烂夺目!

晚年,吴南生捐出珍藏书画,义拍上千万元助学,倡议并捐资设立了“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

2012年,在报纸上看到梅州三姐妹没钱交学费的报道后,他连晚饭都顾不上吃,打电话给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辗转找到三姐妹,把大学四年的学费统筹安排处理好。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吴南生说:“要重视这件事。出现这样的事情后,大家伸手拉一把。”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海子的诗,我想这也是晚年吴南生在功成身退后的心境写照。(谨以此文缅怀吴南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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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生平

 

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倡议筹办广东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2018年4月10日16时19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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